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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兴基先生著《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

2019-11-09 15:09 来源:未知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参加过许多明清小说讨论会。其中,在大连举行的第一次明末清初小说会是我应林辰兄的邀约赴会的。其时,适逢大连图书馆积年珍藏的明末清初的小说(大多数是才子佳人小说)整理出版,共30余种,其中不少属于海内孤本。会上慨赠与会者,使我读到许多过去难以读到的书。图书馆的慷慨无私,值得在此大书一笔。如今有的会议发起者和组织者如大连的于植元、《金瓶梅》会的积极组织者刘辉兄已先后去世,令人惋惜。我所参加的这些讨论会,都专重于学术的研讨,对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展大有裨益。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民志书店1924年版;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版;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5年版;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侯外庐着《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姜广辉《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萧·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陈寒鸣《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姜广辉、陈寒鸣《关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陈寒鸣《民主与中国近代化》,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陈寒鸣《从早期启蒙到近代启蒙——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基于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的向往,李贽传承明代王守仁创立的心性思想衣钵,反对宋代以来理学对文学的束缚这一肯綮所在,李贽与王阳明左派激进思想特立独行,在当时显得旁逸斜出。作为明代中期思想文化旗手,李贽一人足以匹敌的人格能量,力倡文学心性的本位复归,人向文学靠拢,打出了自张一军的思想旗帜。

二 启蒙观照下的审美……………………………………………280

梁启超和侯外庐都注意到了明清之际启蒙学者与清末启蒙运动之是的思想联系,并且都把17—19世纪三百年间的中国思想学术史作为一个脉络贯通着历史运动过程来研究,但他们学术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梁启超还只是从“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的变迁,来看清代学术从密切联系现实的早期启蒙学者,经过远离现实的乾嘉学派,到晚清披着今文经学外衣的变法维新派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那么,侯外庐先生则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挫折、复苏,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反抗,来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缓慢前进的艰难历程和在封建社会逐渐解体过程中思想启蒙的坎坷道路。17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诞生的早期启蒙学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特定的形式,掀起了从哲学、史学至经学、科学诸方面规模宏远的反理学思潮,揭橥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序幕;18世纪的历史洄流中,戴震、焦循等乾嘉朴学家,以被限制在狭小范围内和扭曲形式下的科学方法,所继续推动的启蒙思潮;19世纪初资本主义萌芽的复苏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的激荡冲突中,披着批判汉学的今文学家外衣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所掀起的又一次高潮,促进了早期启蒙思想进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转化;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农民起义的强烈冲击和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酿成了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等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新的历史;以后,反映19世纪末叶社会全貌的章太炎思想和会通中西自立体系的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向两个方面的深入发展。这是一幅何等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情伤一时,心存百代,使他的启蒙思想独立旷世的遗存。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李贽的开路,就没有明清小说。在男尊女卑的宗法社会中,他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即使拿到今天,也让人引以欣慰。他最早提出对“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反对,设身处地地描绘了经商活动的艰辛。李贽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众,所得者末。”金圣叹评价他“好货好利”的思想进步,包括一系列商品经济的观点、婚姻自由,大胆追求爱情等方面。他批驳封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命从天性对人个性的围剿,受到传统文化唾弃,忠臣义士、节妇烈女被视为人格典范。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指出,李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进步文化思想。

二 欲令拔舌的讽世喜剧…………………………………………293

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这样的划界,是因为梁氏认为,明末清初以降,历史地形成了一股反理学的时代思潮。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邪?简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他从时代思潮的变迁入手,划出学术思想史的阶段,指出:“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这就是所谓“时代思潮”,“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而明清之际开始的“有清一代学术”,“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一反宋明理学的旧思潮,故自成一新历史阶段。

独步一代,格高千古。可以这么来概括明代思想家李贽。

提起本书的写作,还要从30年前说起。

最近20余年来,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密切相关,有更多学者注重明末清初以来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涌现了不少颇富价值的学术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主要是在明清之际思想研究上,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轻忽的问题。为使中国启蒙运动史研究更加科学,兹着重提出三点以述管见:

对明代心学的探究,到李贽这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学术领域中的空白。哲学不是我主修的课程,文史只要求学生接触或只做了解。那时候,我的课程正好接触到了一点他的信息,突然引起了我的兴趣欲望,可是由于当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这方面的阅读思考,为应付马上临近的考试,只好先把对他的注意力暂时放下。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忙完后,回过头仔细审视一番时,感到搜集到的资料少之又少,无论如何也凑不成一篇他的文字。

自 序

梁启超偏重于从政治上寻求清代学术思潮形成、转向和衰落的原因。他认为明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出现,一方面是明朝的灭亡,唤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极痛切的自觉”、“他们对明朝的灭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作学问”;另一方面是“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而“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治朴学。”至于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和“近于科学”的治学方法之所以转向考据学的畸形发展,成了所谓“科学的古典学派”,而未能促成真正科学方法发展的原因,梁启超作了多方面分析,如科举制度对于自然科学的排斥,几千年知识界注重伦理道德而轻视自然科学的传统,乾嘉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清廷屡兴文字狱等等;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清初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未能走向近代自然科学的道路,而转向考据古典文献之途。他的结论是“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盛行,也不外这种原因罢了”,而“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于注释古典”。到了晚清,考据之学衰落而经世致用之风重兴的原因,梁氏认为,既来自考据学研究方法的“精善”和研究范围的“拘迂”、朴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等内在矛盾的加剧;又来自于“环境之变化”,随着清朝的腐败,“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的考据;“‘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着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历史对李贽仍停留在以往描述方面,对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即使是牺牲品,历史功过不置可否,有意无意的一笔带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我认为是最棒的一本书,评价李贽的思想时,在肯定其思想启蒙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其唯心主义存在的片面局限。

三 寺庙、尼庵里发生的故事……………………………………264

其一,对于明清之际社会进步思潮的性质,一些学者作出与“早期启蒙”说相出入的概括,提出诸如“批判总结思潮”、“反理学思潮”、“实学思潮”、“经世致用思潮”等等提法。这几咱概括都并不完全否认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只是论述的层面、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总结批判思潮”的概括立足于文化学术史的层面研究分析,“反理学思潮”的概括立足于社会思潮史的层面研究分析,“实学思潮”和“经世致用思潮”的概括立足于时代学术风气转变的层面进行研究分析。论述层面、强调重点的不同,自然在判断性的概括上提法会有所差异。而“早期启蒙”说则是紧紧结合着对社会史的分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体认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而提出来年,所以,上述其他几种提法着重于对明清之际的文化形态作现象的、量的罗列与归纳,停留于表层分析,未能透过现象把握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本质,唯有“早期启蒙”说是对明清之际学术思想本质的科学把握。

斯人已去,风骨犹存。溯源“以理为性,理一分殊”南宋时的程朱理学,到明中时“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从明嘉靖年间开端,王守仁另辟蹊径的心学左派发轫,传承“取法自然,中得心源”,到五十年后李贽的“童心说”延续,它们自源头的分道扬镳,同时齐头并进,唯物与唯心的哲学思想,伴随借鉴吸收,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的过程,互为表里,流传至今。

本书资料丰赡,搜罗极广,论证缜密,评析客观,极富史识,显示了一种宏伟的历史观。特别是对于一些存在争论的问题,作者每有立论,总能做到摆开多种观点,在相互的比较中,得出合理的结论,令人信服。作者使用历史的偶然性即清兵入关,重新恢复旧有理学的思想传统,加上汉族自己的学者在对明朝兴亡的反思中对明代启蒙思潮的守旧的批判与鄙薄,来解说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所以在后来的失落,也是言之成理,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恢复明代中期后的一段历史文化的原貌,十分重要,极有启迪意义。本书是一部酝酿多年,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观念上多有创建的著作,也是探讨我国文化思想的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著作。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论是同他对现实时代的观察、体验和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斗争往往与昨天的斗争一脉相承,注重的不仅是史家的考订,更应是其对所处时代精神的弘扬。“历史”是活在梁启超一代人心灵中的历史,是与当时资产阶级的觉醒、奋斗密切相关的历史。因此,梁氏认为:“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明末清初以来的“近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为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字里行间渗透着以早期启蒙思潮的当然继承者自居、积极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感情和现实精神。真挚、热烈的爱国感情,十分自然地倾泻在他的如椽史笔之下。

李贽是被杀死的。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意识到他思想的“社会危害”,像所有的先贤哲人一样,布鲁诺,像约翰·克利斯多夫,像卡夫卡,像斯丹达尔,卢梭等具有人类启蒙色彩的思想先驱,他们曾是当时的“全民公敌”,犹如引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受缚于高加索悬崖,深陷腹背受敌的煎熬。世界如同世界的回声,那些遭倾轧的,那些被埋没的,重演历史的担当。将个人的情怀置之度外,个体命运与集体命运契合,李贽力排众议,勇敢为心学发声,在承继先哲思想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到了尴尬的境地。正如罗曼·罗兰痛苦的选择以及斯丹达尔预言的那样,“要理解我,至少需要一百年以后”,历史证明:“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最终得到了世人的理解,也得到了时间的救赎。

三 人的觉醒…………………………………………………… 93

其二,梁启超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主流为反理学思潮,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启蒙意义。他认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具有科学精神。其思想的形式特征是“以复古为解放”,“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由于梁启超囿于传统“汉宋之争”的认识,把清代学术主流断为汉学,而赞之为“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故竭力推崇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力辨《古文尚书》为伪书,乃“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并高度评价顾炎武在清学界具有“开学风”、“开治学方法”、“开学术门类”的特殊地位,称其引起“学界空气之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是“清学开山之祖”。

李贽思想的进步意义在于,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充分肯定人的个性自由与精神独立,并把自己对于人生的“赤子之心”的“童心说”文学观点,视为文学创作和评价艺术的最高准则;认为人类的性格天赋是真诚的,一切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强调了人心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积极意义。这种文学主张与先秦的《诗经》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开启了后来的“文学即人学”、“性灵说”等文学思潮的兴起。而“格高千古,名没当代”,往往又是历史惯常的现象,李贽概莫能外。在“程朱理学”、儒学道学一统思想的明代,文人的人格被摧垮,投机甘心以摇尾乞怜的姿态,去换取地位及生命保障。具有划时代启蒙意义的思想家,李贽的一生伴随着遭遇和坎坷。

三 明清文人画的历史定位……………………………………417

后来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侯外庐先生对乾嘉学派作于更细致的评判,指出:十八世纪的汉学虽“失掉了十七世纪学术的宏伟规模”,“陷于中世纪的烦琐”,却又“没有堕落到中世纪的宗教领域,还保持着一定的清醒的研究态度;虽在乾嘉二朝被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所钳制”,“其间思想的内容,已经腰斩了清初思想的人民生”,“然而也曾经产生了些功绩,即乾乾嘉学者的谨慎的治学方法以及由经学的整理而普及于一般文献的史料工作。”侯先生既充分肯定乾嘉朴学整理文献史实的历史贡献,又能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动态地考察“近三百年”社会运动及其思想发展的曲折进程,把早期启蒙学者所开启的近代思想方法被禁锢于考据学中的畸形发展,视为中国历史蹒跚不前、近代社会长期难产的一种折射,无疑是梁启超所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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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瓶梅》里的一个新兴商人……………………………212

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曾批评梁启超将明清之际以后的反理学思潮仅仅归之为一种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的变化,不免失之浮浅,并“有高扬了亭林而抹杀了他儒之嫌”。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梁启超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草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主之”,又确为不易之论。明末清初开创的学术新风,重实际、求实证、讲实效、尚实行,在学术路线、治学方法上同宋明理学判然有别,堪称以科学代替迷信、以理性代替信仰、以民主代替专制的近代启蒙思潮和中世纪蒙昧主义、信仰主义、专制主义尖锐对立的前奏。正如梁氏所说:

书本看完也似乎完成了它的使命,回顾知识点阐发应深刻在脑海,不至于让记忆也束之高阁。但这一次例外,我早早地下定了主意,看李贽的“心学”思想。假如蜻蜓点水跟往常那样,抱着一知半解的态度,浮光掠影而过即可,那么他还将是他,我依旧还是我,老死不相往来,就像几百年前,理学与心学的那一次相遇,如果没有他们彼此的擦肩而过,而淹没在浩瀚的时间长河。它们各持己见的结果是,成就了理学和心学的并存样式,直接启发了明清小说文学的兴盛,让人颇有感知遇之感的是,是李贽在这方面投下了一瞥深情注视的目光。仅凭对文学的情感跟创作的认知,明清文化思想绕不过去李贽的学说;然而遇到他,却像一座高峰峭壁,使仰望其项背,很难看懂。

自 序…………………………………………………………………1

此外,侯外庐先生以王夫之为开端,以王国维为终结,详尽地论述了“近三百年”思想学术史上做出不同贡献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学说,从时代精神、理论贡献、思想路线、治学方法诸方面勾勒出了一条启蒙者披荆斩棘、艰难求索的坎坷道路。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明清之际的一代思想巨人,到戴震、章学诚、汪中、焦循、阮元等乾嘉时代的卓越学者;从龚自珍、魏源的社会批判,到康有为、谭嗣同的变法维新;从晚清农民民主主义的思想代表章太炎,到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王国维,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难产的痉中觉醒、挣扎、呼唤着的一代代思想代表,尽管背着没重的包袱,走着曲折历史道路,却反映着时代的要求而步履维艰地奋力前进着。他们所唤起的民族民主意识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新思潮,推动着人们去冲击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网罗,终于迎来了“五四”时期的伟大思想解放。

古典名著《西游记》引人注意的孙悟空,孩童读到桀骜不驯的性格,集合了人性与神性、动物性,是对于个性与社会性的解决,文学思想的集体无意识即原型精神,移位于社会理想的文学产物。随着晚清声韵训诂学的出现,文学作品思想的第一母题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个性与共性的调和与谈判,寻找两全其美的过程,改弦更张的思潮,没有回旋余地,不进则退。正因为如此,它才像面镜子照出人具有的两大原型的深刻蕴涵。李贽的悲喜剧,是人文主义的悲喜剧,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找到李贽的思想渊源也就不足为奇了。人类共通的精神向往和追求个性,所以在古代和外国神话中,参照古希腊悲剧、意大利歌剧表现的献身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惟有不同的是,文史对李贽生平的注解稀缺。李贽不是神话传说,他在点评《三国志》、《忠义水浒》、《金瓶梅》时的思想生命的延伸,没有人像他这么任性。

龚自珍张扬的公羊家说,在清代崛起的时间已是乾隆年间了。它以常州学派为代表,倡导者为庄存与,随从的人数不多,在龚自珍以前也还并未形成社会批判的理论,但对于康、梁维新派产生影响的我国自身的启蒙学说也并非仅仅是龚自珍,此外,梁启超还提到了另外一些人物和思想,尤其是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他说:“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也。(黄)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甚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对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梁启超认为从此打破了宋明理学家“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他评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此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对稍晚的戴震,梁甚至认为他的《孟子字义疏证》能“以‘隋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之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他所说的“情感主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主义。这都说明,维新派领袖自认中国曾有过自己的启蒙思想,并从中受到过启发。但同时,梁启超也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只看到了清代思想家的启蒙成分,却完全抹杀了明代l6世纪嘉靖、万历以来在思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把清代的成就与明朝对立起来,说“清代思潮”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他完全没有看到明代l6世纪以来思想领域有过的以泰州学派和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于程朱理学的批判,抹杀了明代16世纪以后存在着两种思想的对立,而笼统地以“宋明理学”称之。梁的这一认识,是清朝剿灭了明代启蒙以后促成的。把l6世纪以后明代的文化思想,包括王学和泰州学派、李贽,以及其他所有的表现都列为“反面教员”,在清人那里,几成思维定式。清代的人,包括梁启超,或批评,或表示不屑的态度,绝少肯定它的进步成就。一直到五四运动,才有人感到这是一桩覆盆300年的大冤案。郑振铎先生在为焦竑的《焦氏澹园续集》写的跋中就指出:“明人集浩如烟海,四库失收者多矣,或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当时四库馆臣诋谟明人著作,无所不用其极,是自有其政治作用。今日我辈正应实事求是,为许多明代作家鸣不平也。”[1]焦竑是李贽的忘年交和志同道合的挚友,也是明代启蒙先驱之一。他的《澹园集》正、续集,《四库》没有收入,自然不是无意的疏忽。由此可知,为什么明代16世纪掀起的一场启蒙巨澜,到了清朝,竟然成了一片盲区,其中像梁启超这样的开始有所觉醒的知识分子竟也毫不知晓。直到今天,我们许多人的认识仍不免混乱,郑振铎先生的愿望还远未实现。

正是依据着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侯外庐先生研究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将之定性为“早期启蒙思想”。他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剖析,揭法了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状况:“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官有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监督着,形成官僚机关的层层中饱,产生了财政困难的严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他据此而作出这样的基本估价:明清之际,中国的“历史面临着变革的关头”,“历史进入了新旧因素的矛盾大发展的局面,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在束缚着活的。”在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作出鞭辟入里分析的基础上,侯先生进而研究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指出:进步思想家们的思想尽管存在着“旧的和新的既和平共处,而又不共戴天”的矛盾,但启蒙思想的时代精神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相平行的,他们的进步思想不仅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而他们矛盾的思想体系、对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文化背叛的不彻底性,则“正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说明了新生的东西在旧社会母胎中还很微弱,如同中国社会正处于方生未死、新旧纪葛的矛盾困惑中,“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这些进步思想因素虽然还不够强大,却已透射出预示近代社会即将来临的曙光,具有早期启蒙的性质。

明代后期,李贽注重个性解放,肯定通俗文学的思想产生极大影响,不仅是小说戏剧的进军号角,也是诗歌革新的思想源泉。将通俗小说与经史相提并论,他在《焚书》卷三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玉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三国、水浒等文学名著,被李贽认为“千古至文”,留下了《李卓吾批评三国志》,《忠义水浒传序》等批注传世。冯梦龙提出尚“真”主“情”的文学思想,凌濛初的《二拍》成为其追随者;汤显祖的《牡丹亭》用文学艺术形式参与的名作实体,被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民本思想的形象阐释。

一 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326

其一,梁启超首次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他先是根据与这一时期学术发展大体相当的朝代,称此期的学术为“清代学术”,或简称为“清学”;后又进而认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上海民志书店1924年版。下引该书均简称《学术史》,并不再注版次。)也就是大致将17、18、19这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特定历史进程,称之为“近三百年学术”。

跳出理学羁绊的心学相继登场,直接启发了同时期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而袁氏却更为明智得多,他们抒发情感与时世契合,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成为心学思想的拓展者;及至清代袁枚的“性灵说”等文学上主情主文一派,李贽的思想影响了一百多年后的清代文学流派,一批作家用他们的作品与李贽邀相呼应,通俗文学以多元的载体高度兴盛,诗歌成为文学肯定个性、注重真情实感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作品中实践着李贽标新立异的思想。

由“批儒评法”引起的对龚自珍的研究,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几篇有关龚自珍的文章的成因,其中一篇关于“丁香花案”的文章,还是经已故的钱钟书先生指点,并提供线索的(题为《龚自珍己亥出都与“丁香花案”》,发表于1985年的《艺文志》)。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到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献)——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在跳。他们所提倡的具体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痛论八股科举之汩没人才,到这时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种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国人正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他们有的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厌心切理,

人可以被杀死,但思想是不死的。

2008年11月16日

其五,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们的切身体会,评判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启蒙作用,挹彼泛兹,古为今用,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代学术思潮也作为研究反思的对象,总结过去、瞻望未来,力图在其史论着作中体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他以重彩浓墨描绘了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对晚清一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思想诱发,开掘并肯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因素都是“极大胆之创论”,称王无之思想对“其乡后辈谭嗣同之思想”“影响最多”,又坦言“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甚至认为清末民初“最近三十年思想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并强调“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这实际揭示了一个历史真象:曾经兴盛过的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在清廷专制统治稳固并极盛的相当长时期,因被漠视而沉潜不彰,只是在清末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重新发现其思想价值,产生重大的社会作用,发挥出巨大能量。他由此而深有感触地写道:

春秋时期诸如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启蒙大家实在太多,还有其中不乏名不见经传的思想,要么“各领风骚三五天”,要么徘徊在思想主场的门外。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官,独尊儒术”,终结了春秋以来的“诸子百家”格局后,至有唐以来,还没有哪位学界思想波及社会风气。明代思想家李贽绝无仅有,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不算为过。在李贽传世不多的文学作品中,流传下来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等系列著述提出的文学主张,贯穿于晚明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明清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繁盛,与李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是为序。

有大量文献资料足以充分表明晚明清初王艮、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傅山、颜元、李塨等前踵后继的启蒙诸子,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并具有民主精神特质的光辉思想,如阐发了公天下思想、公仆观念、个人意识、公是非主张等等,汇聚而成波澜壮阔的早期启蒙思潮,揭开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的历史序幕。这股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虽然呈沉潜之态,但在汪中、袁枚、戴震、章学诚、万期同、崔适、姚际恒等人的学术思想中仍有或明或暗、或深或浅、或强或弱的体现。而如再联系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来看,诚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说:戊戌年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册,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聚变,极有力焉。”在梁、谭之前,以孙中山为处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日本横滨印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篇,作为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散发。孙中山还将这个小册子亲笔题赠日本友人南方熊楠。《原君原臣序》的作者更明确称黄宗羲为近代思想启蒙者,说:“有明黄梨洲先生,家传忠孝,卓荦能文章,高瞻远识,超越千古,尝着《明夷待访录》一篇,附托于箕子之蒙难艰贞,内有‘原君’、‘原臣’二论,尤其握全书之要,垂万世之谟,爰摘录印行,希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而张中国自强之本。”既然有如此等等的历史事实,我们论断明清之际进步社会思潮具有“早期启蒙”性质又有何不可呢?

图文/幸福

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陈邦炎先生约我为他们的《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编写《顾炎武》一册,因而促进我学习相关历史和思想史的一些著作和史料。虽然后来写成的小册子仍是沿袭传统的观点,但却让我对有些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其时,谢国桢先生还健在,他是我院历史所的明清史专家。那时谢先生还与我所的孙楷第先生挤在同一套住宅里,我因工作之便,常去向谢先生讨教。和孙先生一样,谢先生也藏书颇丰,藏书中有不少是外面不常见的明清典籍,向他借阅,他从不吝惜。我一直感念着这位前辈。

其三,无论提出“启蒙”说以及赞同此说者,或者反对此说者,都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比较对象来分析研究中国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性质。反对者有见于明清之际以后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并没有真正实现近代化,因而认为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只不过是旧时代的“晚霞”,而绝非新世纪“曙光”。我们认为,能够运用中西比较方法是好的,但中、西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均有所不同,各自表现出的特质自然有很大差别,如果不分清两者的共性及由各自特质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就失去了科学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

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历史从中世纪黑暗到近代文明的转折。中国16世纪的明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样开始了这一历史的进程。它表现在由人文启蒙思潮带动下的诗歌、小说、戏曲、绘画等领域。一方面,历经数十年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争破坏,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文化钳制政策,在焚书禁书,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又汲取了明朝败亡的教训,重开八股科举,提倡尊孔读经,重树理学的权威;另一方面,汉族内部深感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在总结兴亡时,激烈批判明代启蒙思潮的空谈误国,对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启蒙运动大张挞伐。理学复兴,l6世纪以来的文化启蒙终于在这一内外夹击中淹没。本书力图重构这一历史的辉煌,务使这一长达300年的冤案得以昭雪,走出清代以来深陷的文化误区,开展我国自身的这段“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梁启超亲身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以继承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修当代史及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为己任,肩负着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思想文化的历史使命,放眼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兴起过程和发展方向,将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潮流与宋明理学相比较而考察其异,再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相比较而发现其同,如此展开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有纲有目,纵横交错,以思潮为经而以学说为纬,既富历史感受、又具时代意识,可谓独具只眼。比后来胡适将其所谓“中国文艺复兴”既上推到唐、宋以来的“下层文艺”,又下断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的谬说远为高明;亦比钱穆等人仅仅排比人物、纂抄语录而无史识的论着更为深刻。

本书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写出部分章节的初稿。后来由于本人退休,曾长期弃置未问,直到2004年才重新拾起,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立项。没有院里的支持,恐怕我就要放弃最终完成的打算了。因为像这类跨学科的研究,许多都超出了我所从事研究的领域,其中的繁难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总算勉为其难地完成了,终于可以令我长长地舒一口气。但愿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开始,抛砖引玉,期待有后续的精进,使这一研究更为完善。出版方面,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因而才得以有与读者见面,接受学术检验的机会。本书责编在审读全书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这些也是我要感谢的。

第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以康有为为开篇,是他的独特的历史分期观点。侯先生认为,划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历史阶段所依据的总的原则应当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是应该从康有搂开始的,这并不是说,康有为之前中国就没有具有世界眼光和近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没有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而说只有康有为敢于“荟东西诸哲之心肝而酣饫之”,因而他是最富于近代精神的大思想家,而且只有康有为发起和领导的维新运动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启蒙运动。19世纪末,康有为一派人主张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言论振聋发聩,前无古人,实在是开风气之先,有伟大的时代意义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后记》第416—41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一 明代的复古思想与唐宋派的古文革新……………………128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明清之际学术思想史时,充分注重到梁启超的研究成果,并对之有所扬弃。譬如,他肯定梁启超关于明末清初开始形成反理学启蒙思潮的论断,指出:“十七世纪的启蒙时代,虽然没有显明的口号,但这种倾向却至为明显”,(《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第124页,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版)“梁任公先生谓之‘复古即解放’,颇以文艺复兴的观点为来比拟,命题虽不正确,但已接近真实。“,但侯先生又批判了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用佛教的“生、住、异、灭”来述说思潮之流转和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动向,指出:“十七世纪清初学者是的反理学清流,实在不是如梁任公所谓‘生、住、异、灭’的循环,……这是建设、破坏、再建设之均衡理论,不能规定思想过程‘质’的发展史”。以后,他在修订过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开宗明义,以“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为标题,用唯物史观统率大量史料,论证了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解体,“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又在发展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认为“对于从明代以来这种新旧矛盾,我们妈不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又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正是由于从社会史角度肯定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发展,侯先生剖析了明清之际的阶级关系,阐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它不完全等同于西欧以至俄国的‘资产者——启蒙者’的观点,然而,在相类似的历史发展情况下,启蒙运动的思潮具有一般相似的规律。”这种以社会经济运动为基础来分析社会思潮的性质,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远高于梁启超等人之处。

二 从“绘画六法”到“我行我法”的自觉…………………407

其三,梁启超纵向地考察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潮的历史进程,并试图探究其形成、转向和衰落的根源。由于没有科学史观作指导,他的所述所论自然不可能尽皆正确,但其间确实存在有价值意义之处,绝不可轻易全非。他将“近三百年”学术史分成三个时期:启蒙期,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阎若璩、胡渭等明末清初学者为代表;全盛期,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朴学大师为代表;蜕分期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以今文经学为形式的维新志士为代表。并论述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三个阶段,正是没着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路线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顾、黄、王等人的早期启蒙思想,到乾嘉朴学,然后再到晚清的维新运动中“残明遗献思想”在欧风美雨滋润下的重新复活。思想纷繁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被梁启超勾勒出样一条发展轨迹。

第十一章 徐渭戏曲反道学的民主精神…………………………290

同梁启超一样,侯外庐先生充分注意到早期启蒙学者反对宋明理学的思想内容,但侯外庐并不是一般性地泛泛讲论反理学,而是以唯物史观进行阶级分析,并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大势,进而分析研究早期启蒙学者反理学思想的实质。他指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先进阶级的要求,但他们所强调的人性概念和世界观的要求,是用中古神学的方式来表现的”。“披着古代帝王的服装,而说着近代人的要求,启蒙学者亦只能如此,而表进而如一的思维方法,则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但他们都是从中世纪黑暗中走出来的“历史的觉醒者,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就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以各种偏颇的观点,为历史的人类与人类的历史绘出他们理想的妙的图谱。我们应从他们的代数学似的绝对概念中来分析他们的抽象语句背后的实质,而不能直截了当地看出他们的语言与实质之间的统一。”外庐先生的这些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地揭示了明末清初反理学思潮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实质,使“启蒙”这一范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所规定的确切涵义,从而与梁启超所谓“反理学”、“理学反动之产物”以及浮光略影式地把“启蒙”作为思潮流转诸阶段之一等浮浅之见划清了界限。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具体而又深刻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实比资产阶级史学科学,更能把握并揭示历史的本质。

二 明代中叶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成就……………………116

针对梁启超、胡适等人关于清初学术思潮只是理学“破坏期”,而乾嘉汉学才是有清一代学术“全盛期”的观点,侯外庐先生全面剖析了早期启蒙思潮与乾嘉汉学的异同,指出:梁启超“把清初学者的学术运动归入破坏期或启蒙期,实在讲来,这种划期是错误的。按清初学者不仅破坏,而且建设,,他们的宏大规模是基于近世时代全人格的发展,远超过乾嘉诸子”,并认为乾嘉学派并非“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主流,也不是早期启蒙思潮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传统的继续,清初学者“从社会、历史、人性、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是更深地探究知识的,比专倚考据之学犹宏远。”“清初学者大阔其步广寻世界、人生,而清代乾嘉学者则规规矩矩局限于古字古句。”“清代的哲学也好,一般的学术也好,我以为十七世纪的成就是伟大的,并非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却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这一点任公、适之都把历史颠倒了。”

三 公安派诗人的“独抒性灵” ……………………………142

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决非后人揣度或推论之辞,而是深切地道出了晚清一代志士仁人的身我感受和切身体会,真实地表现了软弱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更需要祭起其先辈的亡灵来唏醒自己、鼓舞斗志,也生动地反映了黄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启蒙者被沉潜而又掩灭不了的思想光芒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春雷惊蛰般的催生作用。由早期启蒙而近代启蒙确乎是历史地、逻辑地有机联系着的。

卢兴基 江苏无锡人,1933年生。195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文学遗产》编辑部主任,编审。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和文化思潮,兼及元好问和金元文学。撰有关于《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以及元好问、顾炎武、龚自珍、顾太清等的论文近百篇。专著有《顾炎武》(上海古籍出版社、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市井悲喜剧》(陕西教育出版社)、《顾太清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获2005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主编有《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中国文学大辞典·明代文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等。

与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学者有别,侯外庐先生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是以研究社会史为基础,对社会思潮加以全面考察之后作出总体性把握,看它与社会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了时代特点。他在其所着《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曾提出如下问题:

上篇:汤显祖的“临川四梦”………………………………303

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牵涉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途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没有在明清这际步入近代,这是历史事实。反对“启蒙”说者以此为据推论当时的学术思潮不具有启蒙意义,这种简单推论方式令人难以信服。事实上,明代中叶以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最主要的是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诸如“织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的新的生产关系。问题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为什么没有得到顺利成长?是什么东西妨碍中国健康、正常地走向近代社会?当时的思想家们是事已把这些问题作为着重探讨的课题?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迟缓问题作过许多讨论,找出许多原因,如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文化专制主义、闭关锁国、“天朝大国”的虚骄思想等等。其实,在这些具体原因后面尚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封建大一统政治。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封建大一统政治曾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在中国由传统而近代的转化之时,它却变成一种巨大的束缚力量。假如不是封建大一统政治,诸如“重农抑商”、“文化专制”、“天朝大国”、“闭关锁国”等思想和政策就都会不攻自破。试看近代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史,不难发现欧洲各国以及日本等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都是小邦林立的国家,封建君的力量不很强大,不仅未曾成为其近代化的阻力,相反地却与新兴城市市民、第三等级结成同盟,打击分散的封建领主势力,完成民族统一,促成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回观中国,封建大一统的力量要比小邦政权的力量大得多。封建大一统本质上是一姓王朝的家天下,一旦其感受到某种思潮对由封建等级秩序支撑、维系的封建大一统统治构成可能性的挑战与威胁,便立即会聚集起强大的力量压制、阻遏这种思潮的发展。满清贵族入主中原,重建大一统封建统治秩序后,在实施民族牢狱式残暴统治的同时,又通过文字狱等手段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凡内容有“离经畔道”,“颠倒是非”之言以及“明季狂吠之词,肆意罔悖”的书籍尽皆“凛遵训谕,务讼净尽根株,不得使有只字流传,以贻人心风俗之在害”。这就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们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深刻反思了历史而又处于这种环境之中的清初诸儒多君权?为什么他们要竭力主张调整人伦关系?为什么他们“齗齗然”要“设方镇”、“复井田”?其实质都是在直接或曲折地分化专制君主权力,反对封建大一统。社会政治背景不同启蒙思想的表现形式也会有异。中国在步入近代社会时,有自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而中国的启蒙思想也就有了自己的特点。

一 自由手工业在竞争中发展………………………………… 32

其四,梁启超横向地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人物逐一进行了历史分析和评价,其涉猎的学者之多、学科之广在同类着作中是罕见的。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氏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颙、阎若璩、胡渭、朱之瑜、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颜元、李塨、王锡阐、梅文鼎、刘献廷、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钱大昕、王鸣盛、庄存与、刘逢禄、章学诚、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以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众多知名思想家和学者,及其他许多不甚知名的学者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有的重点评论、有的稍加勾勒,既评判他人,也解剖自己,非常富有特色。梁氏还广泛地论述了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在经学、子学、文字学、音韵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律学、训诂学以及辑佚、辨伪、校注古籍等方方面面的学术成绩,在史料的爬梳剔抉、蒐罗编次上,其功力之深,气势之大可见一斑。

第三章 土生土长的人文主义…………………………………… 71

总之,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国启蒙运动过程中,中、西对比必须把握时代精神,然后加以比较,而切不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作简单比照,草率或印象性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进而论之,是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尚属次要,最还关键的还是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科学地研究中国的启蒙运动史,这样才能展露其历史真象,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和基本特性,并从中总结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

二 吴承恩对西游故事的改造…………………………………200

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

2008年1月20日

侯外庐先生更从思想内容、时代精神着眼,清晰地分清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与乾嘉学派的本质区别,指出:早期启蒙学者虽然在音韵学、易学等方面都有贡献,但决非“专门汉学的研究”,而“以经世之务为主干,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强调要抓住占“支配性的”“学术中心”,而“顾黄之学的支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绝非退休状态的汉学”,而“汉学的精神”则把“清初大儒经世致用之学变质”。但是,侯外庐先生也肯定在治学方法上早期启蒙学者与乾嘉学派的一脉相承,“在方法论上讲来,不盲从,重自悟,信自己,重裁断,比较归纳,以经文的实事求是,而不以传注的心传以混迹,这些正是后来汉学家朴实说理的传统”,只是在思想和学术的规模上远不及早期启蒙学者宏远,颇有“科学精神的要素”之方法被压抑在考据学的狭小范围内,使得“汉学家之稽古,主观上不无以古形而适今者,但在客观上朴学的遗产,则仅于存古之真绩为其本色。”

二 商人的生意经………………………………………………225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着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卓越学者。他除了在大量的政论中渗透着丰富的学识外,还撰有卷帙浩繁的有关中外历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论着。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淡出政坛,居大学讲席,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兼任南开大学等校教授,学殖益广,声华日茂,在学术上代表中国晚生而又早熟的资产阶级作出了特定贡献。如果说他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在中国首倡反对封建史观的史学革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性着作,那末,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及其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开拓性着作,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狭隘的偏见和肤浅的论断,却也确实包含了一些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价值意义,并对我们科学地分析研究17——19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很有启迪。

四 文人画在明中叶至有清一代的表现………………………379

梁启超当然不可能认识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对思想文化、学术潮流、意识形态推移的决定性作用,但他试图用客观环境和社会心理所制约的时代思潮之变迁来把握学术思想发展之大势,显然要比简单地以朝代来划分阶段、以师承来区分学派的封建传统学术史论着更为切合实际,更能客观地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在方法论上无疑是具有本质意义的跃进。正因为如此,梁氏仅仅从历史的现象形态,诸如“环境之变迁”、“心理之感召”、“思潮之形成”等提出并划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如果再深其内在根据,揭示其与经济运动、政治变局等相一致的思想逻辑,则这一划界至今仍深有其科学价值。

第四章 唯物论思想和明代科学技术的进步……………………110

他晚年总结平生治学所得和经验,在比较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时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因此,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相一致的。……我的具体方法是,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了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八章 《金瓶梅》——演绎商人的小说………………………211

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

说我国也曾有过“文艺复兴”,这并不是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实际上,类似的探讨早已经有人做过了。20世纪30年代,任访秋先生就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从袁宏道研究,扩大到三袁、公安派以及以李贽为代表的16世纪明代文化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在探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中,说明明代思潮已具有新的启蒙特质。l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将该系列论文辑成《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出版,加上他的另一部著作《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l983),任先生都题赠与我,恰好我也正在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从阅读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和新的认识。现在任先生已经作古,只能保留心的纪念了。

在“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中,蒋方震于1920年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邀梁启超为之作序,梁氏认为:“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华书局1954年版。以下凡引该书,均简称《概论》,并不再注版次。)他将清代学术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拟,不料“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其篇幅几与蒋氏原书相当,不宜再作书序,只好独立成篇,这就是1921年出版、颇负盛名的《清代学术概论》。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梁启超1924年整理出版他在清华大学等校讲义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名着。这两部学术专着,都以清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线索为内容,可说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颇有意趣的是这两书写法各有特点,孟祥才教授评曰:“《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此期学术的鸟瞰图,重点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此期学术的展览馆,重点侧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非凡,论锋慑人;后者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学识服人。二书虽然风格不同,但确各有千秋,都显示了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手笔”,“都是梁启超学术论着中的佳品。”(孟祥才:《梁启超传》第344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的确,梁氏的这两部着作风格不同,或横述以立论纲,或纵观以求博证,但作为时代思潮的产物,其基本思路是前后呼应、一以贯之的,集中体现了他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观。本文拟就两书之一贯处,综论其得失,旨在评判梁氏这一方面的史学贡献,并由此而对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略作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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