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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后的写作

2019-11-09 15:09 来源:未知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随笔集《与乌托邦赛跑》是一本逼近心灵的书。格拉斯始终保持了对现实的敏锐和警觉,他认为诗人的任务是阐明,而不是遮掩。经历过奥斯威辛的格拉斯对墨写的谎言和虚伪的面孔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他发现:“那些抬尸体的人往往做出过分严肃的表情,以致人们无法相信他们实际上是无动于衷的。”如此 一针见血往往是不讨好的。当说谎者已不再脸红,当人们已迷恋于假象,那么受嘲笑的只能是那些恪守真实的人。格拉斯将那些权力和利益驯化的作家称为“写作的宫廷小丑”。

反抗荒诞、反抗恶的主题,在稍后的剧作《正义者》又有了延伸与发展。剧本取材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带有十分具体的历史确定性,在这里,荒诞就是黑暗的沙皇统治,就是充满了奴役、追捕与残杀的暴政,人物对荒诞的反抗斗争也是具体而明确的,那就是通过暴力反抗,推翻专制制度,解放俄罗斯。剧本表现的重点并非暴力反抗的故事,而是反抗者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特别是将革命行动与人道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理想。这种新人形象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显然是不可多得的,他们肯定会大大缩小加缪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距离。

格拉斯1967致信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呼吁“请给思想以自由”。格拉斯自信地说:“总统先生,您目前正执掌着国家大权。我的权力仅仅局限在我的文字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您的权力比我大。”在格拉斯看来,用暴力和专制所维系的权力是脆弱的。作为作家的格拉斯并没有将自己封闭于书桌前,而是不断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为民主和社会公平而奔走。作家不仅周旋于虚构世界的情节之中,而且也生存于现实的社会冲突之中。排斥政治其实就是排斥生活,离开了生活,文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生活现实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文学在搜寻与质问现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遇。格拉斯声称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试图在政治中关注和运用公民权力,其根源是一致的,这一根源就是反对暴力、反对法西斯,主张自由和宽容。格拉斯说:“文学没有理由把自己凌驾于政治及其罪行之上。”文学是人类关注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的目光如果刻意绕开政治,则意味着妥协或不负责任。政治家眼前总是有一个迅速达到的目标,而作家的任务则是对抗时间的消逝,让心灵的伤口不被时光的浮尘所遮掩。

50年前的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的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成为当天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20世纪伟大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20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曾经对加缪反目成仇的萨特,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作出这样的评论:“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得知这个噩耗后,即使服下已长期不用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而冒着一月份寒冷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虽然精神与权力并非天生对立,但是断头台不会为美德服务。格拉斯忧心忡忡,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身后结束。”在人类的种种苦难面前,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开脱。格拉斯称自己为“身为公民的作家”,其根本任务不是独自享有自由,而是向社会表达自由的愿望。作家应当是受过良好公民教育的人,写作是一种精神权利,而非攫取利润的商业权力。写作者不能在苦难与痛苦面前无动于衷。作家通过写作行使自己抵抗的权利,抵抗专制和暴力,更是阻止灾难的发生。虽然这种抵抗和阻止更多时候会像西西弗一样徒劳和失败,但是,这种选择依然是有意义的。格拉斯说:“如果我们想中途放弃,让石头躺在山脚,不再当西西弗了,我们将完全没有机会获救。”奥斯威辛后的写作注定是对灵魂的拷问、与谎言的搏斗。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成为存留苦难记忆的重要手段。写作的伦理总是在生存的黑暗之中成为必须。如果放弃道义承担,人类就会在劫难逃。尼采说:“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活着,就要直面人生的悲剧性,这是无法绕开的选择。

在加缪逝世5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以《加缪全集》中译本的出版,对这位伟大作家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这也是一次最好的纪念。这件事,正像不少同类文化事件一样,多少也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文化上具有多么强旺的接待能力,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加缪的认知与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

在反抗的主题上,加缪继《鼠疫》与《正义者》之后,又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既然存在着荒诞,就应该有面对荒诞的反抗,加缪在《反抗者》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在加缪看来,反抗者应该突破了个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会范围里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活力并在反抗过程中有助于人群,总之,反抗是有理性的、有价值标准与社会效益、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而反抗者则是大写的人、理想的人。

所有这些,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加缪在意的程度,标志着他文学地位的重要、他存在的显著性。他意外去世时只有47岁,他是众所周知的文学成就标杆——诺贝尔文学奖在20世纪最为年轻的获得者。他逝于创造力勃发、神采高扬的年龄段,令世人扼腕长叹。

从贫民窟里走出的自由思想家

既然荒诞是一种必然,因此就有一个采取什么态度、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加缪从荒诞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种,并明确否定了前两种即生理上的自杀与哲学上的自杀。实际上,他对逃避人生的行为与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以及一切有神论、宗教世界观神秘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所主张的是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他把这种奋斗抗争的人生态度,概括浓缩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西西弗得罪了众神,被判处承当推石上山的苦役,巨石由于本身的惯性总要滚下山来,于是,西西弗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然而,西西弗却不断推石上山,周而复始,坚持不懈,永不停顿。加缪把希腊神话故事加以藉用,以它构成了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话》中的中心形象与最重要的一章,作为整个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缩影,但同时又作为人类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所有这些都昂扬在《西西弗神话》的精神里。我们与其说《西西弗神话》是20世纪对人类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不如说是20世纪一曲胜利的现代人道主义高歌,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在人类文化领域里,也许只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在品位上可以与之媲美。


作为一个获最高成就奖的作家,加缪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岁月并不长,他英年早逝,在有生命之年又长期、大量地从事了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且健康情况并不理想,从他开始写作的1975年到逝世,正如马尔罗所说,不过20多年,但他达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顶峰。他并非出自诗书之家,他也没有从小就吟哦诗韵、摆弄格律的经验,他是靠什么攀登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高峰?我曾在拙著《从选择到反抗》中把加缪概括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要发射出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他巨大的、无穷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久远的精神传统——人道主义,特别是继承了法国17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喀关于人生存与命运的哲理,并把它加以发扬光大、丰富深化,特别难得的是,他不仅使之具有了完整深邃的理论形态,而且还表现在、充盈在生动丰满的文学形象中,凝现为一部部不朽的文学杰作中。这完整的理论形态,不妨直白简单称为关于人存在荒诞性的哲理,它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而这一系列文学代表作就是《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鼠疫》、《正义者》与《反抗者》。

在加缪整个文学创作中,作为精神核心与思想基础的,是他著名的论著《西西弗神话》。这部论著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式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最具有体系的荒诞哲理。在加缪看来,人类对理性、对和谐、对永恒的向往与渴求跟自然生存的有限性、跟社会生活的局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作为、人类的奋斗跟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就是荒诞。这几乎就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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