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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太光:新时代的中国文艺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

2019-11-09 15:09 来源:未知

马克思以“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将西方戏剧创作的两大家分别作为两种戏剧模式的代表,似乎两者水火不可相容。他是在1859年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这个命题的,此信的主要内容是谈论拉萨尔的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其背景相当复杂,乃是针对革命中的力量分化有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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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命题,既基于当前的文艺现实,更基于新时代文艺的未来需求。而这一切,建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内涵。

在这段长篇书信中,马克思毫无疑义地表达了他自己的立场,即席勒戏剧只不过简单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莎士比亚则恰恰处于席勒的对立面。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一番“纠枉过正”的评判,有其特殊的历史与时代背景,需要细加辨析。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内涵极其丰富,但在笔者看来,其最突出的特质就在于其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创始人关于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在他们总的革命学说内部形成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的核心就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这句话概括了其学说要义。具体到文学领域,马克思既不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把审美视为人的精神积极性的特殊表现[比如,在康德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判断力;在谢林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直观;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也不像他们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在马克思看来,审美是人的实践积极性的一种特殊品质,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感受世界、评价世界,从而改造世界乃至创造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人自我解放的一种能力,即将人从社会及其自身的异化力量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具体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就是将人从劳动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不论是在比较综合的文学命题中还是在相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论中,都内蕴实践精神。比如,马克思对古典时代的文艺念念不忘,甚至认为其“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9页),但这绝非意味着马克思向往“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向往这种地方性、封闭性的美。恰恰相反,马克思之所以给古典文艺以高度评价,是因为他看到了在未来社会打开这种地方性、封闭性的美,将这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内创造的因而保留了人类健康、和谐精神的艺术在无限的社会空间中释放出来,从而助力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同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的论断也绝非否认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的发展,而主要是说资本主义内含的物质进步与精神进步不平衡的矛盾极大地加剧了,不但绝大多数劳动者被剥夺了文艺创作、欣赏的权利,就是那些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也是在同资本主义制度,在同资本主义繁荣的“文化产业”的艰难搏斗中进行创作的,因此,向未来社会前进,不仅在物质上,就是在精神上,具体地说,就是在文学艺术上,也成了必然的社会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品格的真意所在。落实到具体的文艺批评中,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高度重视文学艺术之于现实的作用,力主文学艺术做现实的促进派,反对文学艺术做现实的“促退派”。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把济金根、胡登等诸侯、骑士的悲剧误解为革命的悲剧,因而把对革命悲剧的理解抽象化了,使该剧充满了失败气息。

席勒承继康德哲学,理想化的精神理念占据了其思想的主导位置。这一点,其实早在与歌德的对比之中即已呈现出来,甚至有人真诚地劝说歌德,要他学习席勒的创作方法。海涅甚至认为:“席勒所塑造的那些备受赞扬、高度理想化的人物,那些德行和道德祭台上的神像,创作起来,远比歌德作品里那些浑身污垢、罪孽深重的下层社会的人物要容易得多。”所以,歌德说“席勒比我占了很大的便宜”,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

【我们当下的文艺状况如何?固然有许多前进的、积极的、解放的文艺作品,但毋庸讳言,也有许多,甚至更多落后的、腐朽的、异化的文艺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的文艺需要马克思主义批评。】

19世纪以来,启于康德、由黑格尔发扬光大的古典哲学在德国占据了主流地位。这虽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但也同样是他要自立门户、独创新说所要打破的旧势力范围。事实上,马克思的这番论述,所针对的正是19世纪中叶德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矛盾。

与这种实践品格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第二个特质是其敏锐的现实感。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借用“悲剧”与“喜剧”的概念,指出人类历史的“艺术形式”与“现实内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在革命危机时代,人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而“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克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他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1、472页)。马克思在拿破仑的“皇袍”下看到了路易·波拿巴这个“小丑”,在“亡灵”的革命舞蹈后看到了资产积极的粗鄙面孔,在理想的“艺术形式”后看到了狭隘的“现实内容”。这种论述既是政治的、历史的,也是文学的。它提醒我们应该时刻注意文学艺术这一特殊的“形式”中所包含的“现实”内容,尤其是这一“现实”内容的复杂性,从而在文学艺术面前保持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清醒。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具体的文论中,有更为鲜明的体现。比如,马克思之所以十分看重莎士比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真正深刻的历史现实主义和敢于涉足七情六欲和现实利益的世界”(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70页)。比如,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评价巴尔扎克,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们都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是因为“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页)。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从中看到了巴尔扎克的“内容”与“形式”的分裂——作为封建贵族“脑残粉”巴尔扎克,在小说中竟然背弃了他的偶像,将他们写成不配有好命运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写出了资产阶级旺盛而又粗鄙的生命力,将他们写成“当代英雄”,从而将一幅野蛮生长的资产阶级社会图景“立”在读者眼前。这也是他劝告敏·考茨基注重“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的原因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可见,现实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别于其他批评的又一特质。

在细节上,马克思一再指出拉萨尔的不成功乃是由于受到席勒的影响造成的,如“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这样的批评并非仅见于对拉萨尔的批评,马克思当年在分析欧仁·苏的人物形象塑造时,也提出过同样的批评。可问题在于,此时马克思将之做归类总结,并把矛头指向席勒,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席勒的有害的影响”。这与马克思所采取的批评方法有关,他“以一部作品为标准来衡量另一部,也就是说,他用的是真正的比较批判的方法。这种比较批评法并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的作品互相比较一下,它涉及对文学传统的不同流派、不同种类的评价。”,而马克思选来作为《弗兰茨·冯·济金根》参照物的,是《葛兹·冯·伯利欣根》,后者的作者是歌德。而与歌德的创作风格适可对照的,又是席勒,这点在当时的德国历史语境中很清楚,所以,席勒成为马克思枪打的“出头鸟”命运已经端倪显露。

【我们当下的文艺现状如何?恰恰是现实感缺失的文艺,或者说,恰恰是巨大的现实内容与弱小的艺术形式不相容甚至背离的文艺,说的更极端一点,恰恰是试图以弱小的艺术形式束缚强大现实的文艺。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的文艺需要马克思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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