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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博客:与毛主席一起读书

2019-11-05 15:34 来源:未知

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为了否定毛泽东,麦迪逊公司等美国学术机构和一部分无耻的中国学人,构造了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统计数据”,极大地贬抑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贡献。我们确有责任,重新书写共和国经济史,我们应该给予前辈们公允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这样说: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卢麒元评邓力群文: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三读此文,潸然泪下。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学?他不但懂经济学,若天假时年他会写出可以传世的经济学著作。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前无古人,他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惊人的奇迹。

邓力群:毛泽东如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须知,毛泽东打下的经济基础,恰恰是建立摩天大楼的恢弘基础(难以想像的远见卓识)。没有毛泽东奠定的经济基础框架,就没有后几十年的经济腾飞。要知道,是毛泽东用铁血构筑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政治基础(大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和文化基础(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这是以后高效率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幸运,他们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不利于工业化的进行。的确,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有代价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必然挤压生活资料的积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够显著。

作者:邓力群 转贴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然而,这恰恰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伟大牺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做出如此伟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对这种牺牲深存敬意,他们用去了全部铜板为共和国大厦奠基。相信,一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对历史人物自有公论。不过,做为一个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我仍然感到无比的光荣,我有幸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毛泽东深知创造价值的理论,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价值由于未能充分交易,并不能在今天统计意义的GDP中充分表达出来(GDP仅仅表达了毛泽东时代资产增殖的极小部分)。

毛主席在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上,在 1959 年 8 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 1959 年 12 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为了否定毛泽东,麦迪逊公司等美国学术机构和一部分无耻的中国学人,构造了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统计数据,极大地贬抑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贡献。他们用一把严重膨胀的尺子,去衡量已经远去的身影,他们用视觉的渺小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伟大,难道是个人资本利得可以衡量的吗?没有前人的无私的牺牲和伟大的创造,怎么会有后人天文数字的资本利得?毛泽东所懂得的政治经济学,是圣人的经济学。这在今天的中国,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确有责任,重新书写共和国经济史,我们应该给予前辈们公允的历史评价!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 12 月 10 日 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在杭州前后 25 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 1960 年元旦,实际读书 21 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记得 12 月 19 日 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12 月 26 日 是毛主席 66 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 江华及 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 12 月 30 日 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 20 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960 年 1 月 3 日 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 20 章起至第 36 章结束,共 17 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 32 章,第 33 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 <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 月 4 日 ,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 1 月 7 日 至 17 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 33 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span>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 34 章至第 36 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 1960 年 2 月9 日 。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 42 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 10 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着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着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

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着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 王 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 1960 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 1959 年至 1960 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 42 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 10 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 1959 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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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答:“情况还好。”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答:“恐怕好得多。”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毛:“心放下来了?”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答:“大概差不多。”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不下去。”

  柯:“他们有个晚会。”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陈丕显:“游泳吧!”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①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10月9日。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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