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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六、《关

2019-10-30 19:46 来源:未知

  ③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8日。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南宁会议可说是当年“大跃进”的序幕。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外,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各大区并中南各省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史向生、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26人中,健在的屈指可数了。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怎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针对苏共二十大出现的问题,波匈事件的教训,以及国内几处城乡学生请愿、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主要考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问题。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根据党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的,第一次从国际共运范围内提出两类矛盾问题。在1月下旬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是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讲12个问题中,有一半是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如两类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与此有关的,这个讲话随后向广大干部传达了,有着广泛的影响。随后三四月间毛泽东经天津南下,一路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会上虽然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每次反复强调的还是以下观点:全党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是八大作了结论的;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时刘少奇也沿西线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说人民闹事,罢工游行请愿,多由于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并且谈到如出现下述四种情况,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1、党犯了长期路线上错误;2、处理方法错了,如用镇压等;3、反革命利用;4、党内有人领导。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办法,和风细雨来解决;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观点,这时是比较一致的,都反映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④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第四,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写入了八大文件。“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为健全国家的法制,要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干涉。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略事休息,便在下午一时乘飞机前往上海。先游了一会儿水。下午五时,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另一处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

由于“右派言论”中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一类的语言,有许多批评冒进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从此将“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将冒进与保守同左与右、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总之,将政治意识与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思想与经济领域,从而经济生活必须以政治挂帅,无处不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了。于是,八大的正确路线,从政治思想、经济政策,到党的建设,民主法制等等方面,逐渐为另一种“左”的思想、政策和路线所替代了。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手稿,1957年6月8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5、286页。

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郑重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同时,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远不如1956年,农业因水旱灾害较大而没有达到计划指标(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这种很不恰当的背离实际的估计。对反冒进提出了错误的批评: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认为党的委员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②。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他认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是非常必要的。“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③。他还预料,反右斗争的胜利,“将使我国社会面貌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潮”。他还谈到中国的建设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④。由此可见,这种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是工作成绩上多了点少了点的问题,而是对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建设快慢的批评。1955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或者认为这是一种四平八稳、缺乏革命精神的旧历书)”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的努力,国务院向6月间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报告中,写上了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论刊《人民日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关于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作了深入阐述。由此,反冒进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这样谈道:“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因此,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共识。在压缩指标,反对冒进上,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或同有关人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已经有了工业速度应当加快乃至可能加快的想法,以及中华民族应当有点雄心壮志的气概,他只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中,讲过这样的话: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颗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首先是接近它。关于发展速度,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比苏联快一些。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从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十八日、二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柯庆施说“上海的形势一片大好,没有冒进”,及时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为南宁会议做了先导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他在通知中说,“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其次,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总结了“一五”期间的成功实践,以及1956年坚持反冒进的经验,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要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等等。薄一波在大会发言中,根据1953年到1956年的跟踪经验,提到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⑩

③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①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②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⑤

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④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怎样从小民主的小鸣小放转到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和风细雨怎样变成疾风暴雨?早春的天空为何黑云乱翻,乃至“黑云压城城欲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忽然变成“惊涛骇浪”?“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意见”①,怎样被视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何从欢迎批评转到“引蛇出洞”?总之,为何整风运动突然变成反右派运动,最后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在此探究评述,这里要谈及的,只是同南宁会议反冒进一事有关的思想来源,看来,从1956年到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时,因受苏联、东欧形势的影响(认为中国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土壤),毛泽东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即所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形势,不论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把许许多多善意批评、肺腑之言甚至稍不顺耳的正确建议,统统视为右派进攻,把刚刚讲过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了。而且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以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界标。同时还以政策代法律,以群众斗争代司法程序,使八大规定的法制建设渺无希望,人治代法治更加合理升级。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第五节,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后来,在这一段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扩充。

南宁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开始,到22日结束。我是在17日以后,因讨论三峡问题参加会议的,竟意外地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从此就卷入了“大跃进”的漩涡之中。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②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1956年2月到4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的汇报,为党的八大和二五计划的制定,作调查研究准备。在汇报中,除了各业务部门本身的具体问题外,涉及到经济建设中许多全局性的问题,当时适逢苏共二十大召开,期大林的盖子揭开。在经济建设上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等等,问题甚多。他们两人在听取汇报时,都有许多重要的精辟的插话,说明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新的设想,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样边听边议,最后毛泽东总结为十大关系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之后,随即于5月间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之间利益;优先发展生产资料时,必须同时注意生活资料尤其粮食的生产,提出农业与工业并举的方针等。其次,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以支援内地。第三,经济管理体制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同时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第四,在中国同外国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也是八大文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依据。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一批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

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扩大党内外民主生活,改善有关制度,已成为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各部汇报时,介绍了刘少奇说的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之后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谈到:“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鉴于文化科学领域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左’倾思想,也曾受到苏联在这方面粗暴干预等不良影响,毛泽东在研究十大关系过程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著名的“双百”方针,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作了说明: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样办。在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李森科,非李森科,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都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随后,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双百方针不仅在文艺界和科学界,也在全国文教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眼界顿时开阔起来,思想顿时活跃起来。1957年1月间,在党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此方针的怀疑和某些消极的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先后两次谈到: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双百方针很不理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随后在2月和3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双百”方针,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以上引述有关双百方针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服务。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报告,本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双百”方针。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种更加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在讲话时,本来想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应该向科学技术进军,开展技术革命。可是,1957年6月19日,此文作为正要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文件发表时,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从而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情况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种同八大相背离的思想理论,成为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步步升级的嚆矢。同时,在文章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显然是为了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以政治标准作为统率一切争论,包括思想、理论、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不同观点的是非标准,不仅难以真正辨别是非,而且以政治手段、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开了方便之门。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即是将许多从善出发向党提建议的人,当作敌人,打成政治上的右派。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起来的“思想战线的大革命”,就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历史经验来看,判断是非的标准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不能离开这个准绳,而随意“以言定罪”。这个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

  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还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期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的。“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①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②。随后在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强调指出:要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任务③。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党外积极批评共产党在这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文件强调,用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批评。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要求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改一下”,不然官僚主义等永远不得解决。并且提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样,一年多来,党的一系列决策和号召,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确实如和风细雨,侵润着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田。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并且感到,“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经过几年的反复变化,毛泽东终于放弃了一度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达到的正确共识,而不同意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回到自己这样一种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错误看法,据此来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从反冒进入手,首先力求以多快为主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并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无畏精神,动员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促成“大跃进”的到来。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批评反冒进,“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1956年反冒进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而实际是经济建设方针上,由于毛泽东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而来。这就需要回顾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情况。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58、359页。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7日)。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早在1955年夏,国务院曾根据各部的设想,讨论并编制过15年(1953——196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1967年,粮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5600万担,钢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5年平均年增长9.5%。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在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毛泽东这样明确说道:“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第五,关于党的建设,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鉴于国际共运和党的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全党要健全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这次修改,主要是个别地方的文字润色。当天下午,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问题。

①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①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7年6月3日)。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过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⑥

首先,是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对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戒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都是经过中央集体反复研究并经毛泽东审定的。这三大报告和有关决议,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第三,为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将一部分职权分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经济体制作了一些改进的规定,陈云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工商业的经营,除国家和集体为主外,应允许个体经营为补充;市场调节为辅,应允许企业有一定自由,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流通管理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统一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允许某些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⑦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形势是一边倒,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的主角首当其冲,不得不一再检讨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在论述了只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高潮》一书正式出版,毛泽东上述思想在党的会议上传达,立即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工业建设应力求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这四个内容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字,是由周恩来、李富春、毛泽东先后提出并最后形成的。但他们提出时着眼点不同,毛泽东强调多与快,周恩来则强调全面掌握。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从而使得各级计划部门和经济部门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大上基建项目和增加基建投资,职工一年增加200多万人,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1956年1月中旬,在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随后2月间,在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由周恩来主持,几次压缩指标,压缩年度基建投资,反对盲目冒进。他还这样谈到:“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①。经过这样“促退”之后,1956年的基建投资仍比上年增长60%,当年基建多用了20亿元,市场多售粮110亿,财政和信贷多支出30亿元(占财政支出1/10),不得不多发了10多亿元票子,造成国家财政的紧张。

  ④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⑧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照搬苏联的一套,156项骨干工程由苏联援助,整个计划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好。这些做法,虽然当年只能如此,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三大改造已经不同于苏联,尤其在农业改造中,大加批判实际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之后,农业改造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敲锣打鼓,3年完成了原来15年设想之事。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某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最主要的一条即到1967年,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黄河以北400斤、黄淮500斤、淮南800斤。按此计算,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1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的80%,棉花为1亿担,更超过1倍多。同时,又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⑦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批评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是强迫签字”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与这两个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八大开完之后,在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过程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和经委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方针”。鉴于东欧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提到毛泽东常说的,“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话。从而确定1957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和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周恩来说:“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议论了这个方针和计划控制指标。毛泽东在会上还这样说道: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没有什么。1957年1月下旬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经济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并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这些方针和论点,当时为我们经济战线的工作人员所深刻体会。由于及时批判了冒进的思想作风,坚持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的计划完成得很好,是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工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4.5%,钢和煤的增长都在10%以上,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20%多。1956年国家财政、物资等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反冒进问题的前因后果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⑧

总之,新中国刚刚成立7年,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国内外有利条件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在探索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认为国家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而向自然开战,即发展生产力的斗争,同时也要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开放,同生产力同步发展。像我们这些当年在经济战线上做具体工作的人,从自己日常业务中,更是理所当然这样认识和理解的。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⑧

  第七节有少量补充,并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分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后来修改时,又全部删去了。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⑦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7年8月18日。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⑨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53页。

  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被收入同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④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最后讲整风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④

  他说的重要修改是什么呢?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五月十一日,是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⑨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向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指三个五年计划内。——引者注)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不同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手稿,1957年5月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6、247页。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18日。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页。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所谓“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后来再作修改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一修改也很重要。显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到了,不能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强调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将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则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此外,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后,又加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样,把已经基本结束的“阶级斗争”又作了一些限制。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⑩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⑩以上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情况及批语,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修改过程稿。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⑦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⑥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⑦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1957年4月4日至6日。

  ④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42页。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⑧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内容方面,主要作了以下修改和补充: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⑨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⑨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六月八日和十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⑥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⑦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过了二十四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②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③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毛泽东最后表示: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前往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前,毛泽东作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提纲,南京讲话和随后的上海讲话,都是照这个提纲讲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491页。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此时的一些思想脉络。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①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⑥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③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⑩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毛泽东讲话结束一个小时后,乘专列离开济南,第二天(十九日)清晨到达徐州,在徐州改乘飞机,十二时到达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急剧升温,揭发批判的内容又从右派言论联系到“历史劣迹”,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把六月二十九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的右派骨干名单从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北京从四百人扩大到八百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百分之三,逐步增加到百分之十左右。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迅速发展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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