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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忆“庐山会议”

2019-10-30 19:46 来源:未知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懵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月2日。)

从纠左转向反右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

  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评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搜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经济建设指标问题;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 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 “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做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在《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作者苏维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杨尚昆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摘登如下。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①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后来,利用赫鲁晓夫十月访华的机会,向他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似乎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口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10月4日。)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6号。)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②(②毛泽东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的批语,手稿,1959年7月29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毛泽东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陈云由于健康原因,到东北养病,一直没能到会。)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 尽快改出《记录》,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1964年4月2日,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①(①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直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会议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彭德怀的历史旧账。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

  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秀才”②(②当时所称的“秀才”,主要指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们和一些与会者的一种看法,也反映了会议上的一种气氛。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

  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科学院有一个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

  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

  毛泽东最后说: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

  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

  说不紧张是假的。”

  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

  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他希望彭德怀等人改正错误的心情。他估计“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

  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个侧面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去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②(②庐山会议档案。)

  谈到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

  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

  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

  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

  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

  若干年以后,黄克诚回忆说:“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9、260页。)

  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

  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

  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

  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

  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

  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

  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

  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

  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4号。)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同志们自已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①(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②(②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9年7月13日。)

  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先后写了两个长的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

  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

  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

  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

  毛泽东特别讲到“秀才”问题。他说: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

  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

  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

  毛泽东的这些步骤,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怀等主要的几个人。

  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

  庐山会议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它已经作出正式结论,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

  敢叫日月换新天。

  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6日。)

  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

  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

  来说也是好的。”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关于改指标问题,毛泽东说:

  七月十二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②(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40页。)

  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

  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①(①毛泽东给黄克诚的信,手稿,1959年8月24日。)

  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

  他又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一一表了态。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这是几句很重的话。以后庐山会议发展到十分不幸的地步,也就是党中央内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导致的结果。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开得差不多了。

  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今年上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在这一年半中间的进步,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

  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

  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

  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

  办成。”

  在会议的巨大压力下,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②(②毛泽东对张闻天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8日。)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O七0万吨。

  浪下三吴起白烟。

  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

  由此而来。”

  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

  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讲话记录,1959年7月1O日。)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历时四十六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严厉的批判。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

  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又说:“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1日。)

  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

  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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