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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五、创造

2019-10-08 13:08 来源:未知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友好协商、密切合作,共同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印度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上立场十分鲜明:

  毛泽东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对中印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作了总结。

经过杜威廉的安排,王炳南与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接触。第一次接触的氛围还不错,此后中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接触。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当天中美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接触。中方通知美方,除6月中旬有2名美侨离华外,中国政府已批准最近申请返美的6名美国人离华。同日,美代表团发表声明,宣布对“依法”被阻止离美的15名中国留学生已经复查完毕,他们可以自由离美。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5月初,会议开幕,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在开幕会上作了个发言就匆匆回美国去了。当时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史密斯将军就成了美国代表团的团长。6月16日,周总理在会上提出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然后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 史的发言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总理当晚就和智囊组作了研究,认为“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史密斯就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会议期间,4月23日,东道主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邀请八国首席代表到自己在万隆的家里共进午餐。周恩来有备而来,他私下里同部分国家的领袖讨论台湾问题时,简单、明了的说:“中国人不要同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中国政府在回文中对美国政府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7月15日下午,周恩来接见欧念儒,向他递交了中国政府经由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案。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⑩

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接触,中美会谈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这个成果,始于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的接触。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个“意外的果实”。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考虑此次会谈中方代表的人选了。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简短的口信说: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这个时候距离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中美双方在战场上一较高下,战火硝烟刚刚褪去。当时,中国将美帝视为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打倒美帝国主义”是每次集会上必不可少的口号;而美国方面,将中共视为“红色恶魔”,对外实行对中国的军事讹诈、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击,对内则推行反动的麦卡锡主义,迫害和排斥一切对华友好的美国人士,对许多组织和个人进行调查和非法审讯。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当天傍晚,周恩来将打印了这短短几句话的稿纸直接发给了记者们。这个简短声明立即震动了万隆,并波及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 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周恩来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在此声明发表后几天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我则准备谈判。”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上次解读的末尾我们谈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到这个原则,就不得不说一个会议——日内瓦国际会议。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为了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它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相互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1955年6月间,梅农从新德里来到华盛顿,为促成中美会谈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同一时间,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卸任,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在向周恩来总理递交委任书时,特别转达了当天上午英国外交部要他及时转达的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

  ⑩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9-211、213页。

其二,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印度持公正的立场,印度与中国频繁接触,为朝鲜停战作了不懈的努力。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回国的途中,有好些信息就已经反馈到北京。尽管有好几个国家愿为中美谈判斡旋,但周恩来更多的是倚重于印度,这是有原因的。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1954年春夏间,新中国的外交精英们云集日内瓦,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说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别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在这个声明的影响下,当时在万隆开会的好些国家领导人,如尼赫鲁、吴努、沙斯特洛阿米佐约等国家总理级的人物,都准备在会议结束后从中斡旋,促使中美两国坐下来为缓和紧张局势进行谈判。

  在随后几天里,吴努同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举行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其一,在台湾问题上,印度一贯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年在联大上都提出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议案。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如果有机会,想共同讨论一下“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

另外,尼赫鲁总理专程派来的是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先生,他与周恩来是相当熟悉的朋友。 1955年5月,梅农专程来到中国,经过双方深入地会谈,周恩来把有关中美会谈的方案交给了梅农。梅农离京回国之前,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终于,美国人首先表态了:有一天,美代表团通过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方转达了美国愿就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的意愿。周总理连夜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派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出面与美国人接触。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十月十日,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十月十五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被否决,但它使人们联想起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控诉发言,揭露了谁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真正制造者。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⑦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提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⑥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⑧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同年,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相继加入,使其成为西亚地区性军事联盟。

  十月二十一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⑩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炮击金门,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

  ⑦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4页。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①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③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⑩彭德怀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1日。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⑩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5页。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七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

  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问题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总理和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⑨

  ④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④1954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前美国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讨论。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⑤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⑥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四十五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⑦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⑧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责成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收复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并作了包括组建海军、空军在内的多方面准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⑤《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里,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①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⑨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⑦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⑨

  吴努:“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十二月十一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

  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见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③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吴努访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刚刚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会成为很长期的僵局嘛。”⑤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中国毗邻的多数亚洲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要求。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近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中国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基础。彼此间也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边界领土、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在以往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来外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同时,有些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宣传和西方舆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存有误解,对新中国心怀疑虑和畏惧。能否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关键。

  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8-183页。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⑦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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