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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330章冠亚娱乐官网

2019-10-08 13:08 来源:未知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        ※         ※

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话说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上了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到了丰台火车站又换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下午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林彪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有幸作为第一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地回响着,回想着……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主席,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7次接见红卫兵。他站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尔后,毛泽东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百万红卫兵。检阅开始了,这位73岁的老人,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地抓着麦克风,喊道: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学习毛主席着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在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问题。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原来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此后,上海市委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等人在10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车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下。这天下午,请愿工人们在被困的卸货场上卧轨拦车,致使沪宁交通中断了近31个小时。这就是着名的上海“安亭事件”。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要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解劝工作;又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这件事。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张春桥到上海后,在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们进行了座谈,他了解了工人们的要求和上海工人们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情况,马上表态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张春桥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就这样,“安亭事件”顺利解决了。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张春桥回到北京后,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陶铸说: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泽东听张春桥说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他已经被感染了,笑着说: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线的产物。”

11月22日,周恩来、李富春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200多万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狂热的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说: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你一定很累了吧?”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说罢,他又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地进行斗批改呢?”

综前所述,毛泽东已先后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多万之众。据项观琪(曾在1966年9月15日接受毛泽东接见——笔者注)在《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一文中记载: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戚本禹趁毛泽东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毛泽东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么长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说: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儿,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毛泽东说完,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还必须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且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江青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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